◇ 口述：周韫珍 访谈整理：范翠璇

周韫珍，98岁，著名营养学家。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原燕京大学)化学系, 1955年开始在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卫生系营养与卫生学教研室任教。湖北省营养学会创始人，历任中国营养学会一、二、三届常务理事和湖北省营养学会理事长，以及中国食品卫生学会常务委员，主要致力于食品中农药残留及其毒性的系统研究。

在营养学的领域中，周韫珍教授以其卓越的学术成就为我国营养与食品卫生事业的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了极大贡献。她见证并参与了中国营养卫生学从萌芽到繁荣的整个历程，用一生的努力和执着，书写了一部关于从普通人到领域泰斗的传奇。

前不久，周韫珍教授接受了校史馆记者的专题访谈。在访谈现场，她精神矍铄，头脑清晰，慈祥温暖，言谈表达却极度有条理，很难相信这已经是一个98岁的老人，让人不由得心生敬意。

早年生活：战火与求学

周韫珍，出生于革命，成长于战火。天津沦陷后，她在沦陷区度过了中学时期。1945年高中毕业时，日本战败，天资聪慧的她被保送到辅仁大学特别生物系，而后又考入燕京大学^①特招的生物系，打下了坚实的理科基础。家境虽然困难，但没有阻止她求学的脚步，反而激发了她更加刻苦学习的决心，她硬是靠着学校提供的勤工俭学服务撑了下来。在那个动荡的年代，她亲历了学生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和最高潮，亲历并见证了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那一份青春的热血和对国家的热爱，成为她一生的最宝贵的记忆。

“那个时候学生们非常活跃，自治能力都非常强，学生会是自己选举的。经常会组织游行，反饥饿、反内战、反美扶日等等。当时燕京跟清华挨着，我们游行的时候，早晨两点钟就起来跟清华学生汇合，从西直门进城跟北大一起汇合，那个学生队伍浩浩荡荡，成千上万，一起喊着口号。我到现在都记得当时的心情：激动、兴奋。通过那些运动，我们对为什么要革命、要解放这些体会得更深了，在这些活动中受到了很大的教育。”

职业生涯：从东北到武汉

1952年，周韫珍从燕京大学毕业。当时新中国成立不久，百废待兴。当时的大学生满腔热血，“到最艰苦的地方和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设社会主义”成为所有人的共识。周韫珍被分配到了沈阳的中国医科大学卫生系，开始了她的职业生涯。当时正值举国上下全面学习苏联的热潮。中国医大在国内第一个开设了公共卫生专业。

“那时候没有现成教材，只能先用苏联的教材，但是苏联的教材是俄语的，就要翻译。所以我去了医大第一件事就是学俄语，再学巴甫洛夫，俄语是速成，在21天里除了学俄语什么都不干，一天我能够背100个俄文单词，到21天结束我就开始参与翻译书了。”

就这样，凭着一腔热血和极强的学习领悟能力，在那个人才无比稀缺的年代，年轻的姑娘刚走出大学校门，就担起了学科建设的大梁。1953年，俄译版《营养卫生学》由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成为了我国高等医学院校第一本营养与食品卫生学的系统教材。

1955年，全国院系大调整开始，内地人才匮乏，周韫珍被选调至中南同济医学院（华科大同济医学院前身），开始了她在营养学领域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从此将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中南地区的公共卫生事业。

科研探索：一切为了人民的需要

初来乍到，内地条件艰苦，一切都要从零开始。周韫珍被分配到营养卫生专业，开始了艰难的科研探索。从奶粉的溶解度研究，到维生素C含量的测定，再到代食品的开发，她组织的每一项工作都紧密围绕着国家和人民的需求展开。

60年代初，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她主持代食品及藻类营养价值和营养代谢的研究，研制出菌类人造肉、骨胶蛋白、小球藻等代食品，为解决国民的营养问题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做的都是急需解决的项目，一开始做的奶粉的溶解度，因为当时那个奶粉的吸收率很成问题；后来到了三年自然灾害，缺吃缺喝，我们就开始做代食品：小球藻、霉菌、骨蛋白之类的……当时这些东西还是起了很大作用。我记得那骨蛋白，熬成冻子，一块一块的，搁在食堂卖，蛮多人都抢着买。”

70年代后期，国家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湖北省农业生产也有了很大起色，大量储备粮需要用农药保存，但当时国内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还是空白。周韫珍承担了食品中农药残留及其毒性的系统研究，进行了多次生物实验，结合农药毒理学数据和国际标准数据，反复进行风险评估后，制定了相关标准。在保证了粮食质量安全的同时，又适应了我国农业进出口实际，为国家制订农药决策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那时候我们国家没标准，卫研所当时食品监督所的所长是戴银，他就找我，他说你不做得有机磷吗？你来帮我们定个标准。后来我跟一个助教就做这个，用大白鼠做测试，后来我们做的结果接近于八个ppm，当时世界大多数的国家也是接近八个ppm，所以我们就定成了稻谷残留允许量是八个ppm。因为定高定低了都不合适，定高了就把我们自己锁住了，人家的粮食比我们低，那出口就容易了；定低了也吃亏，我们低了人家高的都跑到我们这儿来了，所以制定这个算是为国家的标准起了一定的作用。”

菌核利原本是日本产的杀菌剂，此药对油菜菌核病有特效，甚受广大农民的欢迎。为了保证成产安全和人民健康，周韫珍于1973年开始对其进行了毒性研究，历时3年后，发现该药对动物存在毒性，可导致白内障，为国家避免中试投资损失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我养了三代大白鼠，最后发现第三代刚生下的小老鼠，居然眼睛都有白内障，同时还难产。这个菌核利已经初试成功，就要中试了，投资要花很多，70年代也得要几十万。燃化部接到我们的报告后，就停止了不再做中试，这样就为国家节省了很多资金。后来在南京翠屏山的开会，燃化部部长李冰还在会上表扬了我们，所以这个研究还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七八十年代是我国农药发展的爆发期，国内农药主要以有机氯类为主，占到农药使用量的70%。随着美国作家雷切尔．卡逊《寂静的春天》一书传入国内，以及一些中毒事故的发生，农药的负面作用也开始受到关注。周韫珍开始做相关农药的毒性实验。

“那时候杀虫都是用六六六，DDT，使用非常广泛。当时熏蚊子，全武汉市都是烧那个六六六，放烟子。DDT和六六六有一个特点，能够在体内蓄积，它是脂溶性的，可以在脂肪里储存，这样肯定是有毒害的，我们就开始做六六六的毒性测试，前后做了很多次，后来发现确实在人体脂肪里有蓄积，非常难降解。所以后来国家就根据我们做的实验结果停止了生产六六六。”

根据周韫珍课题组的实验结果，有机氯农药具有长残效，对人身安全有很大隐患。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听取相关方面汇报后，决定在我国停止六六六、DDT的生产和使用，此事成为我国农药行业发展过程中关键的里程碑事件^②。

我们是为广大人民服务的

1984年10月，中国营养学会正式成立，周韫珍连任多届常务理事和委员工作，在全国和国际营养学术交流、人才培养、科普宣传、组织发展中做出了极大贡献。她多次获中国营养学会“先进学会工作者”称号，2015年获中国营养学会“特殊贡献奖”；同时，周教授更是为地方学会的建立、建设和发展起到领军作用，1984年，周韫珍克服重重困难，带头创立了湖北省营养学会，继续为学会的发展出谋献策^③。

著作等身，荣誉等身，在整个采访的过程中，周教授却只是一语带过，她主持的数个为国家做出巨大贡献的研究项目，她自己总结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个中的幽曲艰辛，她却丝毫未谈及。“国家有需要，我就做了”，仅此而已。

但当记者请她谈谈对营养卫生领域年轻一代的寄语时，周教授话语顿时激昂起来：“我们的这个学科跟其他专业有很大不同，我们主要是要解决实际问题，虽然研究得不是很尖端的科学，但我们起的作用并不小，我们（成果）的惠及面更广。假若把整个民族搞的都很健康，这个功劳就很大了。虽然屠呦呦她做的不是尖端领域，但她的成果全世界都受惠。所以我希望大家心态要好，正确看待自己的学科，因为我们带有社会性质，我们的工作非常非常有价值，我们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的。”

“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周韫珍如是说，也是如此做的。浮沉一生，从青葱少女到行业泰斗，她用几十年的默默奉献践行着为人民健康做贡献的初心，把青春献给了营养卫生事业，献给了人民群众。如今，98岁的老人蜗居在同济家属院的小楼里，刻意敛去光芒，安然接受着平凡。

风骨坚韧、不失本真，这几乎是周韫珍、屠呦呦们所代表的那个时代科学家群体的共同特质，他们的价值坐标从不曾迁移，他们的信仰始终在场。她们用行动告诉我们，真正的财富，是为人类的健康与福祉所做出的贡献后，那一份难得的从容。

①燕京大学创办于1919年，由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在北京联合开办，是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环境最优美的大学之一。校长是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中国高等学校1952年院系调整中，燕京大学被撤消。文科、理科多并入北京大学，工科并入清华大学，法学院、社会学系并入北京政法学院（今中国政法大学）。校舍由北京大学接收，燕京大学的校址即北京大学主校园——燕园。

②《食物中有机氯农药残留及其毒性研究》获卫生部甲级科学技术成果奖（1983年），同题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85年），《工业品666毒性及其代谢影响的研究》获湖北省科技成果二等奖（1985年），《储粮害虫防护剂（防虫磷）应用技术研究》获国家粮食部科技成果三等奖（1981年），《防虫磷的研制及应用技术的研究与推广》获国家商业部科学技术三等奖（1986年）。此外，《农药菌核利的研究》获国家燃化部好评，为国家避免中试投资损失起到决定性作用，《农药马拉硫磷的研究》和《有机氯农药毒性研究》分别为国家制订粮食中马拉硫磷残留量标准和国家制订农药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

③1986年湖北营养学会改为一级学会，周韫珍自湖北省营养学会成立以来一直担任理事长（1984～2000年）,之后担任荣誉理事长至今。湖北省营养学会曾多次被湖北省科学技术协会授予先进学会，周教授被授予“湖北科技精英”称号。

参考文献

[1]李世敏.祝贺著名营养学家周韫珍教授九十华诞[J].营养学报,2016, 38(5):417-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