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14 11:06:00
编者按：2013年11月，校史馆收到了李定凡校友向母校捐赠的三个模型，分别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升起的蘑菇云模型、我国新一代战略导弹核潜艇模型和秦山一期30万千瓦核电机组模型。这三个模型展示了我国核工业发展的三个历程。李定凡校友1963年毕业于我校原工程物理系放射化工（703）专业，曾先后任核工业部副部长、核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他是我校工程物理系优秀毕业生中的代表。
1958年，为加速原子能和火箭技术方面的科研和干部培养，我校创办工程物理系（当时对外称7系），设实验核物理、原子反应堆工程、放射化工和金属物理等专业。1961年，由于国防尖端科技方面的专业耗资巨大等方面原因，工程物理系被调整下马。虽然存在时间很短，但我校工程物理系仍为国家培养出一批在核工业和其他战线上无私奉献、成绩卓越的人才。同时，该系培养的青年教师也到其他相近专业，成为了各自单位的骨干，为学校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今天我们回顾我校工程物理系建设全过程，也能从中看到老一辈华工人团结奋斗、顽强拼搏的创业精神。教师、学生在艰苦环境下，服从祖国的需要，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在没有现成教学设备、实验材料的条件下，边学习边建设。教师在没有任何防护设施的条件下，从事高放射性工作，并坚持教学科研，为新中国培养出大批优秀的科技人才，他们的精神品格值得我们牢记和学习。为了解工程物理系建立发展始末，本刊特地走访了当年亲身见证工程物理系建设发展过程的一批教师，请他们口述历史，向我们讲述当年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回忆工程物理系建立经过
李再光口述 李旭玫访谈整理
1953年，我从武汉大学电机系毕业，分到华中工学院电力系工作。当助教的开始两个学期，是辅导陈珽教授讲授的电工学的理论基础。
1958年2月，我到湘潭电机厂劳动锻炼，5月接到学校的通知，要我回校参加留苏考试，报考专业为计算技术，7月考完。当时毛主席号召青年人要敢想敢干。我想起电工学的理论基础教科书上有4页纸讲述电子感应加速器，国外有这种加速器，我国没有，我们可以研制，为教学实验提供新的装备。我向系领导汇报了我的想法，系领导非常支持，很快组织了7名青年教师和电机系的17名三、四年级学生，成立电子感应加速器课题组。开始学习电子感应加速器原理和结构，随后分工设计制造和调试各个部件。
我和丘军林经过磁路计算、电解槽实验和小型磁极模型实验，设计出电磁铁。实验对磁场的径向和圆周分布要求很高，磁极材料为硅钢片，开始采用一层一层的叠。后来在清华大学听苏联专家讲学，知道应该采用楔形叠，以便提高磁场强度圆周分布的均匀性。回校后，很快改为楔形叠，磁极表面经过加工达到应有的形态后，还进行表面处理。电磁铁总装后，经过测试，磁场分布完全达到要求。电磁线圈采用水冷，是我们加速器的特点。陈清海同学和侯海涛同学负责电源和控制。1959年，才知道清华、北大已经从苏联引进这种加速器。黄国标同学去北大学习，回来后设计环形陶瓷真空盒，请醴陵陶瓷厂生产出来，并改制了与陶瓷真空盒配套的电子枪。金振荣同学安装机械真空泵和油扩散泵。陶瓷真空盒中的真空度要达到十万分之一帕，当时是一个很困难的工作。从武汉大学借来水银真空计，我和金振荣同学认真检查和处理漏气管道，经过两个星期的努力，真空度才达到要求。1959年8月开始电子感应加速器的总装调试，9月终于研制成功。这是我国第一台自主研制成功的电子感应加速器。现在回忆当时研制成功的情景，咖玛射线出来了，仪表上的指针不断乱摆，楼上楼下都是这样，我们这时才知道实验成功了。但是实验不能久做，因防护不能一时到位，射线很强，对身体有害。
在加速器研制过程中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和鼓励。校领导朱九思副书记经常来指导我们。中苏合拍的《长江——伏尔加》宽银幕电影摄制了我们的加速器，在北京放演。加速器课题组中有陈珠芳代表我们学校出席了全国第二届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团中央授予华中工学院感应加速器研究组一面有毛泽东亲笔题字“坚决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突击队”的奖旗。丘军林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我出席了北京国庆十周年大庆观礼。在国庆宴会上，我向二机部钱三强副部长口头和书面汇报了华中工学院已经研制出电子感应加速器。
1958年6月，国家提出要研制原子弹，需要选拔和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当时全国研制加速器的有几个学校和研究所，在北京开过两次加速器研讨会，都有二三十人参加。二机部的邓局长和中科院的力一所长两次会议均参加，要我主持会议，对我们研制加速器的情况很了解。校领导朱九思要我写报告，申办工程物理系，很快获得教育部和二机部的批准。
1958年11月，学校创办工程物理系，设立核物理、核反应堆工程、放射化学三个专业。当时最缺的是专业课教师和实验设备。二机部给了很大支持，很快安排了从物理教研室调到工程物理系的李昌永老师和邹珠连老师去苏联原子能实验室学习，还有楚世杰也准备去。并且给我们调来了中子源，这是核反应堆专业最重要的实验设备。我们自己研制的电子加速器是核物理专业最重要的实验设备。何东昌当时是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工程物理系主任，后来成为清华大学校长和教育部长。我去找他，请他帮助我们解决师资问题。他很支持，很快派来了他们工程物理系的毕业生毛少卿和陈迪训。还让黄国标、温中一、李家伟、何宾蜀去清华短期进修，接着又让钱福兴、徐听宝、陶星之、何宾蜀作为代培生，在清华学习三年。我自己只能在工作之暇，自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和原子物理。经过大家两年多的努力，三个专业已经招生。党总支来了臧之昭书记，原来只有两个总支副书记，各项工作有序进行。
由于国家三年经济困难，1962年1月在北京召开了7000人大会，会后中央提出八字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邱静山副院长找我谈话，说教育部已经决定了，要把我们学校工程物理系调整下来，问我的意见。我只能同意。学校党委书记朱九思后来问我说：“你同意了？”其实他是不大同意的，但也没有办法。1962年7月工程物理系下马。工程物理系下马后，老师都回到原来的院系，学生也分到各个院系去了。
1959年1月，我收到留苏学习计算技术的录取通知，九思同志要我当时不去以后去，留下来研制加速器。1962年秋我去北京外语学院学习了，先学英语口语，准备去英国学核反应堆专业，因英国保密，没有去成。接着学习俄语，1963年10月，我到苏联去了。
工程物理系虽然下马了，但我们仍情系工程物理。后来我和丘军林、黄国标等人，在脉冲功率为168兆瓦的硅整流系统、22个无磁钢箍脉冲强磁场线圈和快速开关三个课题上，为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热核聚变实验装置，解决了难题。
（李再光，光电信息学院退休教授，曾任工程物理系副主任（未设主任）、原电机系及光学工程系主任、激光研究所所长、国家重点激光技术实验室主任。）
与703专业校友的一次聚会想到的
徐辉碧
2013年11月，我在北京和703专业的部分在北京工作的校友举行了一次虽短暂却很有意义的聚会。陈婉华为这次聚会做了许多组织和联系工作。参加会议的有陈婉华、李定凡、吴秀林、张赣兰、龙耀庭和刘鸿忠以及陈婉华、张赣兰的先生。会上我将学校校友会送的资料和纪念章交给他们时，他们高兴极了，立刻把纪念章戴在胸前。
他们是1963年毕业的，到我们聚会时已过去了整整半个世纪，有多少往事值得回忆。几十年的峥嵘岁月，他们默默地在原子能战线上为祖国作出了许多贡献。我感受很多，汇成一句话。我对他们说：“今日母校以你们为荣”。
1962年3月因解决杨叔子和我两地分居问题，我从北京调到华中工学院工作。因曾从事过重水研究，故分配在工程物理系原子能材料专业任教。我和703专业同学相处是在1962至1963年。除了为他们上过一门专业课外，还参加了毕业分配工作。当时毕业分配的方案都是国家制定的。在分配方案中，中国科学院有两个指标，一个是北京化学研究所，另一个是长春化学研究所。还有8个同学要到西北去参加原子能工业的建设工作，是保密的，具体没说是到西北什么地方，只说到兰州饭店报到，然后再往西走。这8个同学决定去大西北，对他们而言，“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不仅是口号，更是行动。去西北404厂工作的同学是：李定凡、吴秀林、张赣兰、刘金新、肖明森、唐实宋、田建平和曹志庆，其中2个女生、6个男生。他们在兰州饭店报到后，单位给他们发放了棉大衣、棉帽和靴子，这表示他们要到很远很冷的地方去。同学们没有一个人说“大西北太冷、太远了，我不想去”这样的话。历史证明：我们学校培养出的学生，思想境界是比较高的。
在这分别50年后的聚会中，他们告诉我许多过去所不知道的情况。这里简单做点介绍。这8位同学分配在担负生产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材料任务的404厂的不同岗位。多年来，他们在工作岗位上都表现很好。其中突出的是班长、共产党员李定凡。
李定凡的岗位是厂长技术秘书。刚去的时候，为了做好工作，他要求同时去车间锻炼，得到厂长同意。他不仅参加劳动，还注意把工艺中出现细小的问题与学校学习基础相联系。李定凡1963年至1986年都是在基层工作，从车间主任、到工程师、到厂长，每一个阶段工作他都很尽心、尽责，都得到认可。1986年李定凡被推荐并任命为核工业部副部长，他是703专业学生的优秀代表。
同学们参加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建设的工作，在保证原子弹所需要的核材料的工作中做了一份努力。1964年，就在他们毕业后的第一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对此，他们感觉到特别自豪与欣慰。
这次我到北京去，收到李定凡给母校赠送的三个模型，分别是：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模型、秦山核电站的模型和最大的核潜艇的模型。在这三个模型中，他都作出了自己一定的贡献。
（徐辉碧，化学与化工学院退休教授，曾任703专业教师、原化学系系主任、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
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
—703专业座谈会口述实录
2013年12月13日，校史研究室召开了原工程物理系703专业部分教师座谈会，共有8位老教师参加了座谈。在座谈中，他们结合自己的经历、声情并茂地为我们讲述了在那段艰难岁月，703专业建设发展过程中的点滴往事。我们根据他们的录音进行了整理，特此刊出共同分享。
艰苦创业 培养人才 提高自己
钱衡弼口述 唐萍整理
今天座谈“703”的事，“703”是当年工程物理系的一个专业，教研室的代号。工程物理系当时称七系，成立于上世纪50年代大跃进时。1960年代初贯彻中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时撤销，仅存在5年左右时间。“703”成立较晚，是1960年2月左右才成立，1962年下半年就撤销了，只存在3年多时间。当时保密制度很严，教研室之间，甚至同教研室个人之间，不该说的不说，不该问的不问，大家凭着一股精神，一直往前干。
我是原机二系铸造专业1956级的学生。1958年大跃进，教育革命，大办工厂时，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学校组织了300多名学生下工厂参加生产劳动。我们所在的220小班（铸造专业共分为5个小班）全是中专毕业后保送来的，所以几乎全小班同学都下工厂劳动。1960年2月，学校恢复正常教学秩序，下工厂同学回系学习，这时正赶上办新专业的又一高峰。铸造专业共有10多位同学抽调到703教研室工作。这10多位学生中，我们220小班占一半以上，可能因为703专业对化学要求较高，而铸造专业的学生比其他专业学生多学了一门物理化学，中专生多学了一门分析化学。
我们到七系报到时，教研室房间内除了几张桌子，几把椅子外一无所有。调来的教师除化学教研室的王海龙老师、于翰卿老师外，其他的都是铸造专业1956级学生，当时叫提前毕业。1961年还从铸造1957级的学生中调了几个来。1962年由于放射化学实验课的需要从无线电系调来了一个毕业生。徐辉碧老师原是北大的老师，1962年2月调来，正是雪中送炭。她来后，就开设专业课——铀钍化学，解决了燃眉之急。1961年下半年后，校领导已考虑一些新专业要下马了，703专业部分提前毕业的老师又回原专业去学习，毕业后重新安排工作。其他教师直到703专业1963届学生完成教学任务，毕业分配后，或回原教研室，或调任其他工作。前后在703教研室工作过的同志有20人左右。
703专业的学生大概也是1960年从1958级的学生中转过来的，基础课由化学教研室承担，其他教学任务就得由我们承担了。我们自己刚从铸造专业转过来当老师，放射化学是干什么的？怎么教？一窍不通，压力之大可想而知。当时教研室主要采取了三项措施：一、听说黄石大冶铜矿的矿石中含有铀，便组织部分老师到大冶龙角山铜矿想方设法从矿石中提取铀，这样既提高教师实践能力又为专业建设打好扎实基础。二、组织部分教师到北京大学、兰州大学、华东化工学院去进修，为开设专业课、实验课作准备。1960年底至1962年1月，我就被派往兰州大学进修放射化学。三、请化学教研室老师为我们补基础课，以提高业务水平。
当时尽管条件差，困难多，压力大，任务急，如教学任务是硬任务，到时必须开课。在院系领导的关心支持下，同志们不怕苦，认真钻研业务，现买现卖，较好地完成了自己承担的任务，使得703专业唯一一届学生顺利完成了学业，按时毕业。
这届学生毕业后，走上社会普遍受到好评。部分学生走上原子能工业第一线，他们深入实际，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做出了很大的成绩，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立下了汗马功劳。其中李定凡同学尤为突出，今日母校以他们为荣。
（钱衡弼，原703专业教研室支部书记。703专业下马后，到教务处任秘书，曾任经济学院总支书记等职务。）
我们只是做了自己应该做的
王海龙口述 李旭玫整理
当时学校党委对学生工作抓得紧。尤其是那个时候正是最困难时期，我记得当时要加班超过12点，才能领二两饭再加班。在这样艰苦的情况下，大家坚持工作。我们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才能不受欺负，这是全国好多同志努力的结果，我们只是做了很少的工作。我记得当时我们很需要一门放射化学的理论基础课，当时组织上商量派钱衡弼到兰州大学去进修一年多。兰州大学设有现代物理系，培养为原子能服务的人才。钱衡弼回来后和我一起开设了放射化学课及实验，也完成了教学任务。当时我们干劲都很大，强调边干边学，相互促进，有些老师虽然没有上课，但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
我讲了一门铀工艺学，从矿石中把铀提取出来。因为我国铀矿并不是很多，要把这些铀提取出来是很复杂的工艺，而且要快，所以有的同志就动脑筋创新来做。原子能不是一般化学反应，把铀提取出来后，还不能把有害杂质带进来，这是我们专业的主要任务。
（王海龙，原703专业教研室主任。703专业下马后，回到原化学教研室工作直到退休。）
在战斗中成长
沈其文口述 李旭玫整理
我到703专业来，就是听领导的话，领导叫你去哪你就去哪。当时只知道要去搞原子能，具体也不知道要去干什么。到了703专业，我们主要是白手起家建立原子能材料的实验室，以实践为主。我都做过些什么事情呢？首先要将含有铀的矿石进行粉碎，但没有粉碎设备。为此，我和韦世鹤同学到我校综合机械厂铸造车间自己铸造了一个像舂米那样的锤子和锅，用手工进行粉碎。开始我们连口罩都不带，不懂得防护。后来老师要我们穿工作服、带口罩，口罩就是最简单的那种医用口罩，其实用处不大。粉碎之后的粉末需要进行萃取，规定需要用橡胶吸液球将从矿石中萃取的含有铀的液体吸到玻璃管中。我这个人胆子特别大，像个男孩子一样，我嫌用吸管吸出来太慢，就用嘴巴去吸。一下子被王海龙老师看到了，“啪”的一下打在我的手上，他说：“你不要命了。”这是我这辈子印象最深的一件事。
还有一件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我们去黄石下陆龙角山铜矿开铀矿（因为铀矿一般是和铜矿生在一起），在那里建立实验室。当时正好是我国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招了一批学徒工。他们年纪只比我们小了两三岁，但我们就是他们的老师，我带着他们去。每个人背自己的行李，我自己挑了一个担子去，也就三十来斤。但从下陆火车站下了车要走到龙角山，路非常远。我们中午下的车，一直走到晚上八九点。有几个女孩子挑不动担子了，就往我的行李上放，最后到的时候，我的担子有七八十斤了。别人都很惊讶，这个困难时期还有人能挑这么重的担子。因为那个时候我恰好参加完了全国篮球联赛，参加比赛的时候吃得好，且粮食不定量，所以体力还比较好。到了那里后，这几个学徒工真的不够意思，他们当时是工人，一个月有三十六七斤粮食，我是当时留校的女老师，只有二十三斤半，男老师多一点，二十六斤半左右。可我们要干重体力的活，每天要挑砖、挑瓦，从山下到山上一百米的垂直盖房子，体力消耗非常大，吃不饱。那几个小兄弟妹们也不知道计划均衡吃粮食，半个月就把一个月的粮食吃完了。因为矿山24小时开饭，他们把口粮用完之后，就每天躺在床上不起来干活了。带队的老师召集我们开会，看我们还剩多少粮票（因为我们不敢乱吃，每天都在按计划吃） ，拿出来大家一起过“共产主义”。这样，我们后来每天只能吃两顿饭——早饭和中饭。干活回来，晚上吃什么呢？就到山下去买包菜叶子，没有油，我们就买些酱油回来，放点盐。我就吃了两大缸子菜叶子，把肚子填饱。没几天就发现大便不通，又吃泻药。当时有一个学徒工叫朱秋莲，是我校食堂朱师傅的女儿，她身体有毛病，有时候晚上尿床。那个时候是冬天，她把床尿湿了，没办法，只好把她放到我的被子里，跟我一起搭伙睡了，为了这件事情他们家后来还是挺感激我的。有很多这样的事情，但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干得蛮带劲，一心想着要完成原子能的任务。
专业下马时通知我们回校，但不跟我们讲清楚，只说是学习几天，结果再回去的时候我们所有的行李包括被子什么的都被矿工拿走了。后来向领导打报告进行补助，但因为国家困难，说补我一床被子，最后只补给我了一条卫生裤，没有被子。我家里又没有什么钱，最后我没法过冬，只好和一个叫谭月坤的女同学一起搭伙，和她一起睡到毕业。回忆起来酸甜苦辣什么都有，但就是一句话，领导让我们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我们可以骄傲地说：我们是在战斗中成长的，为703专业创造实验方面做了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沈其文，703专业下马后，回到原机二系铸造专业学习，毕业后留在原机二系金工教研室工作直到退休。）
边教边学 站好最后一班岗
韦世鹤口述 唐萍整理
我觉得703专业的建设有一些值得学习的地方。一是一个学校建立一个专业，怎么建？是不是首先要培养一些专家。但我们703专业走的不是这条路，我们是在全校里面找有关的人来上课，集中全校的力量来完成这一项任务。比如说，有些学科如有机化学（很厚一本书）、仪器分析、化工设备、还有物资结构等课，都是我们自己先学。把这些课程学完之后，我们就正式当老师开始上课了。这是一种经验，如果没有这种经验，我们就没有这些学生，没有这些学生，也就不可能有今天的贡献。如果现在我们学校要建一个新专业，我认为这种办法是可行的。
二是我们工程物理系里的每一个人做的工作那是实实在在，踏踏实实的，这一点我敢保证。有一条消息我提一下，就是工程物理系搞加速器。日本当时也搞加速器，我们搞加速器的水平跟日本是不相上下的。我们学校的加速器搞得很早，经过整合专业以后，下马了，但是在以后加速器的开创和发展方面，我们学校是搞得不错的。为首的就是李再光、丘军林。他们俩为加速器做了不少的工作。尽管他们俩不是我们703专业的，但还是我们工程物理系的。
我离开703专业还算比较晚，最后收摊时还在，有很多实验都是我做的。 我们做的实验残渣物里面含有铀矿物，它是一种粉类，这种放射性物质对环境有影响，如果污染了水源，被喝下去就会有很不好的作用。怎么办呢?我得处理好。专业下马之后，我把这些放射性物质用两个坛子装起来，埋到喻家山背后了，没有留下任何伤害性的隐患。
（韦世鹤，703专业下马后，回到原机二系铸造教研室工作直到退休。）
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
闻立标口述 唐萍整理
那时候就是领导一句话，领导叫你去干嘛你就去干嘛，也没有二话。要说我们的贡献，那就是为创造703专业的实验环节方面，做了我们应该做的工作。
1958年，当时我们几个人都下工厂去了，在工厂里面干了两年。第一年，全部劳动，第二年才开始这个半工半读。大概到了1960年初，学校宣布半工半读不搞了，要我们回去读书，读什么专业呢?因为我们当时就是铸造专业的学生下工厂的，所以回去还是读铸造专业。有一天，我们正在宿舍学习，有几个人跑过来点了我们几个，要我们到东一楼开会。我们也不知道什么回事，就去开会了。会上宣布说：“你们几个留校，分到工程物理系去。”就这样我去了工程物理系。
去了之后我最不安心，好久都不愿意干，当时就跟我的同学说：“别人都很羡慕我啊，说我们搞尖端啊什么的，但我还是愿意搞我的平地，我学铸造学了这么多年，又在工厂干了两年，这个专业舍不得丢。”李再光知道这个事情后，就找我谈话。这个事情印象最深了。他问我：“你是学什么的？”我说我是学铸造的。“那国家要变怎么办呢？还老铸造，要不要变呢？”我说当然要变啊！“要变谁变啊？你也不变，他也不变，那哪个变啊？”我说，行，这么分就这么分，服从工作安排吧！说实话，后来真是很苦啊。刚开始到龙角山的时候，他们几个在山上，我们住在半山腰，离山上400多公尺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原来是一个地质队工作的地方，地质队撤走以后留下一个破房子，我们就住在那里。当时我每天都要下来，为什么呢？因为我是参加设计的，设计在山下的厂部。所以每天早上我要从半山腰下来，一直干到晚上才回去。当时工人一个月吃50多斤粮食，我们一个月才20多斤粮食，劳动强度又大，说实话真得是吃不饱。
当时为什么要在龙角山建实验室呢？因为龙角山新冶铜矿，它里面有铀。而且这个铀呢，很怪，它不是混在里面的，它是一坨一坨的。但铀不多，分散的。所以当时我们在巷道里面走的时候，是带着记数器去的，走得好好的，什么声音也没有。突然哗的一下，就那一坨，突然一下声音又没了。所以我们后来决定要开矿，要再集中，有这个东西再集中来开采，就是这样的。
我们在龙角山建实验室时，有一件特别危险的事情，差点没命了。因为我们对那个地形一点都不熟。有一天我正在下楼梯的时候，哗一下子，地陷下去了，原来是走道下面放矿了，我正好在那个斗上面，忽然，人就往下面掉。幸好后来他们努力把我拽上来了。如果掉到矿漏斗里去了，那就活埋了，尸体都找不到。我到现在有时还做这个恶梦。
因为703专业要下马了，1962年春节前后系里通知我们从龙角山回来开会，等我们开完会，再回去的时候，我们龙角山实验室里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最可惜的是当时那个实验室里面有很多实验器材，包括深筒靴子、防护服都在那里，都没了，我们所有的行李包括被子什么的都被矿工拿走了。我们在龙角山建的实验室，就这样散伙了。
703专业“寿命”虽短，当时我们教的那些学生也经常换专业，感觉有点乱，但有一点很重要，那就从思想上来看，我们真正做到了满足祖国的需要。所以我后来买了本书，在书页上面写了一句话：“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自己从中最大的体会就是这个，安排你干啥就干啥，没有说自己想干什么，不愿意干什么愿意干什么，不存在这种问题。
我记得当时有一个叫陈汉强的人。因为他的姐姐是湖北大学的化学老师，知道搞放射化学是怎么回事，所以他就老不干，老闹思想情绪，最后把他调走了。先是把他调到了北京，他高兴坏了。结果一到北京，说让他去西安报到。一到西安呢，再坐火车，嘟嘟嘟，嘟了二十多个小时嘟到青海去了，呵呵，到核基地去了。结果过了两三年，他才回来。
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就得病了。当时我的白血球减少到2100，正常人不能低于4000，所以当时去教工食堂吃饭，走在路上都会昏厥几次。结果一检查这个病之后，原来在搞这个玩意儿，就怀疑是放射病，然后就把我的档案转到了武汉医学院去了。我觉得张志钊这个同志很不错，张志钊当时还是系党总支书记，他就说：“你这个事情我得负责到底。”
（闻立标，703专业下马后，回到原机二系铸造专业学习，毕业后留在原机二系铸造教研室工作直到退休。）
敢于竞争 敢于去做
袁礼明口述 唐萍整理
“高教60条”下来后，国家由于三年经济困难的影响，使得很多应该坚持下去的事业不得不停下来，我们学校很多专业在这一时期下马了，其中包括我们的工程物理系，老师都回到原来的院系，学生也分到各个院系去了。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学校应该是经验丰富，教训深刻，有得有失。我感觉到有一点特别重要，那就是华中工学院那个时候敢于去干。当时我们提出的口号是“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长”。
703专业刚成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没有师资、没有学生、没有实验条件……虽然条件不够，但我们不怕，没有条件创造条件，凭着一股精神，一直向前干。我觉得我们华工的这种精神是很了不起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学校一批新专业上马，狠抓教学质量，大量引进人才……这是华中工学院一贯传承下来的精神。
当时我们为什么会有这样响亮的口号呢？因为武大、测绘、华师等一批学校。当时武大是老牌子，华师、华农这些都是解放以后起来的，看谁跑在前头。所以华中工学院能够到今天的规模，就是因为当时学校敢于去干，就凭这一点，跑到前头去了。我时常想，1953年建立的一大批学校，为什么华中工学院能够跑到前头去呢，就是因为我们“敢于竞争，善于转化”、“敢于去做”，这就是华工的精神。
（袁礼明，703专业下马后，回到原电机系学习，毕业后留在原电机系工作直到退休。
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
彭贤柱口述 唐萍整理
1960年年底，我被派到北京大学化学系进修放射化学，直到1962年才回来。我们那时候的口号是：要服从组织分配，我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往哪里搬。国家需要你做什么，你就要做什么，没有任何条件可以讲。所以我牢牢地记住我是一块砖，国家需要我，我就得去。开始学校不是让我搞放射化学，而是研究火箭原料，化学老师丁诗健还专门给我一人补习有机化学这门课。我记得有机化学是很大、很厚的一本书，在丁诗健老师的指导下，我把有机化学这本书认真研读了约2个月。后因为国家需要，学校的火箭专业下马了，就把我调到了703专业。
我在703专业待了还不到一个月，学校把我派到北京大学化学系进修放射化学了，所以他们讲的这些事情我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他们去黄石下陆龙角山铜矿开铀矿，在那里建立实验室，很辛苦，我想等我学成回来后跟他们一起战斗。可是等我回来的时候，工程物理系下马了，我就回化学教研室了。
（彭贤柱，703专业下马后，回到原化学教研室工作。文革后 到原固体电子学系工作直到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