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25 09:07:04

每当我忙完一天的工作回到家中，都会情不自禁地凝视着客厅墙壁上父母亲的遗像，翻阅着早已褪色的影集，看到那一张张温馨的合影，看到早年风华正茂的父亲在德国留学和工作时的照片，那些与父母亲在一起的日子就像电影一样一幕幕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留学欧洲

我的父亲过晋源，1914年出生在江苏无锡一个小土地出租者的家庭，排行老五。1937年，他在完成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前期课程后，满怀“科学救国”的远大抱负，远渡重洋来到世界著名学府——德国慕尼黑大学医学院留学。1939年，他以全优成绩通过了严格的德国国家考试并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其后他一直在德国、奥地利和瑞士医院供职，1946年回国。

几年的留学寒窗生活，父亲过得十分简朴，他和同学裘法祖每月比赛，看谁最能节省，有个月他只花了32马克。教室、图书馆和医院构成了他三点一线的生活，课余外国同学经常郊游，出入咖啡厅，参加派对，但他却泡在图书馆或实验室，周末和寒暑假的时间他都在病房度过，这样他攻读博士学位得以提前一年毕业。

父亲在欧洲留学和工作了10年，期间正值世界“二战”和旧中国民不聊生的年代，中国人被洋人贬称为“东亚病夫”。 他在慕尼黑读书时，曾在其导师“世界维生素之父”——斯戴普(Stepp)教授悉心指导下学习，在内科领域受益匪浅。他的博士论文《碳水化合物对维生素C需求量的影响》颇有创新，被导师力荐到世界知名的《瑞士国际维生素》杂志上发表，受到了医学界同行的青睐，为中华民族争得了荣誉。德国内政部首次打破了当时“外国人在德国内科不得拥有处方权”的惯例，特别授予父亲内科处方权。但他并没有因此受宠若惊，相反却始终忘不了给一个德国女病人治病时而蒙受的奇耻大辱。这位德国女病人的哥哥是个法西斯军官，他非但不感谢父亲的精心医治，反而向院方提出“抗议”，说不该让一个“支那医生”给他妹妹看病。这件事深深触动了父亲，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国家不强盛，个人的医术再高明，也是无根之木，一叶浮萍，被人瞧不起。从此以后，他更加坚定了学成归国、报效祖国的信念。

回国服务

1946年，父亲毅然放弃了在德国优越的工作待遇，谢绝了友人的挽留，回到了阔别10年的祖国，当时上海的报刊以头版报道了父亲返回上海的消息。回国后，他便在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工作，以他精湛的医术为大众服务。

为了普及医学知识，1948年他和几位同事发起创办了我国最早的、而今家喻户晓的医学科普杂志《大众医学》，开创了我国医学科普工作之先河。

50年代，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时，为了响应国家的召唤，他极力劝说奥地利籍妻子和他一起来武汉工作，但奥籍妻子不肯，后来又偕子离开了中国。父亲默默忍受着妻离子散的悲哀和痛苦，孤身一人来到了武汉医学院(同济医科大学前身)，把对祖国无限的爱全部投入到教书育人和治病救人之中。的确，为了至高无上的爱，父亲放弃了许多许多，其中有些是常人无法做到的，其间的痛苦也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在和奥籍妻子正式离婚后，1961年7月他与志同道合的陆廉贞（即我母亲）结为伉俪。母亲1922年出生于武汉当时著名的商贾之家，早年就读于上海同德医学院(现上海第二医科大学)，曾与已故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夫人林佳楣同窗多年。1948年毕业并获医学硕士学位。翌年，母亲就来到武汉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内科工作，是协和医院内科消化内窥镜室的创始人之一。

普爱众生

我的外公陆德泽，早年是武汉地区工商名人，是武汉市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抗战时期，外公创办的“梅神父纪念医院”（今武汉市传染病院），曾为八路军免费提供药品和救治伤员，因此也获得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主任董必武赠匾致谢。解放前夕，外公被推为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常委兼汉口执行处主任，与国民党武汉防守司令官鲁道源谈判，为挫败国民党撤离武汉前炸毁交通水电设施的阴谋做出了重要贡献。时任中南局组织部部长兼武汉市副市长的张执一等有关领导曾亲临慰问和致谢。

外公早年创办的“德泽贫民学校”，向穷人的孩子发放课本，为他们提供学习机会，深受欢迎。1931年抗洪救灾中，外公亲自带领救济队，划着木船给沿途灾民施药济民。抱着“普爱众生，惠泽于民”的愿望，外公坚持要我母亲学医，在外公严格的“家训”和乐善好施行为的影响下，母亲心地善良，乐于助人，与人和睦相处，是协和医院上下公认的好人。她对病人和蔼可亲，无论是领导干部，还是普通百姓，她一视同仁，曾经有病人称她为“菩萨”和“救星”。

记得一次门诊结束后，母亲发现有位病人呆在门诊部走廊迟迟不走，原来这时外面天气突变，风雨交加，病人所带衣物和现金不足。母亲亲自把病人送到旅社休息后，回到家里又和父亲一起，拿起家中的棉絮、衣服冒着风雨给那位病人送去，临走前又塞给那位病人一些钱和粮票。2000年夏天的一个傍晚，饭后母亲带着孙子在门外花园散步，这时一位民工模样的人一瘸一拐地迎面走来，出于职业的敏感，母亲拖着蹒跚的步子，关切地上前询问，原来此人做工时不慎将脚弄伤了。母亲立即叫我取来活力碘和消毒棉球，为民工清洗和包扎伤口，让民工吃下消炎药，并再三叮嘱他每天下班后到我们家来换药，直到伤口痊愈。学校一位门卫家境拮据，母亲曾多次慷慨解囊……母亲就是这样一心想着别人，关心着别人。母亲去世后，一位30年前的病人专程赶来与母亲告别。

父亲对病人也同样关怀备至。他早年在湖北省农村巡回医疗时，与当地农民打成一片，同吃同住，精心为他们诊治疾病，当地农民逢人就说：“过医生一点架子也没有，真是我们的好医生。”一次，在抢救一位重病人时，由于当时医疗条件的限制，父亲亲自为这位病人口对口地进行人工呼吸，由于抢救及时，措施得当，病人得救了。有位老太太生病住院时，家属不在身边，无人照顾，父亲得知后，主动嘘寒问暖，帮老太太洗脚。还有一次，父亲为一位双目失明的病人诊治，下班后又亲自将这位病人送到公汽上，掏钱为这位盲人买好车票并叮嘱售票员照顾好这位盲人。

言传身教

“悬壶五十年活人万千咸钦医德，执教半世纪桃李满园皆仰师恩。” ——这26个字是对我父母亲半个多世纪杏林生涯的真实写照。

1981年，父亲应德国洪堡基金会的邀请，回到了阔别35年的第二故乡——德国和奥地利访问和作学术交流，回国时他没有为自己买回大件电器，却自掏腰包为医院买了台幻灯机。

父亲曾在人大、政协及各种会议上多次呼吁提倡精神文明建设和提高国民素质。在科研、教学工作中，父亲言传身教传医德，甘为人梯育新人，深得病人、学生和同事的爱戴。工作中身体力行，他常说：医生要克服“治病不救人，爱病不爱人”的倾向，除了过硬的医学本领外，对病人还应该多体贴和关心，要有同情心，绝不能损害病人的利益。医生要多接触病人，医疗仪器再先进，也不能代替医生对病人的触诊、叩诊和听诊。科研中父亲带头攻关，然而在论文署名上，他却执意要把学生的名字写在前面。坐诊时，他坚持实行病人只挂普通号，不设专家号。家中客厅里的长沙发经常成为登门求医病人的临时检查床。有的农村病人，以他们特有的纯朴方式来感谢他的救命之恩，送来一些土特产，但父亲都婉言谢绝了，实在推托不了的，他都会坚持付钱后才肯收下。在现在看来，似乎有些不可思议，但他就是这么认真。

家父一生为人正直，淡薄名利，处事低调，潜心学问。1984年他七十岁生日时，李绍白教授等曾策划在《同济医学院学报》上出版专辑庆贺，他得知后说什么也不同意。由于工作需要，父亲经常接触高级领导干部，但他从未向他们要过电话号码和因私事找过他们。医院的同事生病住院，无论是医生，还是普通工人，只要知道了，他都会亲自去探望。

1983年的一天，晚饭后父母亲要我到书房去，他们把捐献无锡祖辈遗产2万元给家乡中学兴办教育的决定告诉了我，并语重心长地说：“希望你能理解我们作的这个决定。你很年轻，要自己创业！”

到了晚年，父亲经常对同事讲，自己年事已高，为国家工作的时间不多了，要抓紧时间，多做工作。他书房的灯光常常亮到很晚很晚，由于年龄关系和用眼过度，他的眼球结膜时常出血，但他坚持带病工作，精心著书立说，为培养年轻医师呕心沥血。父亲的时间观念特强，无论是开会还是学习，他总是提前到场。“Zeit ist Geld”(时间就是金钱)是他的口头禅。

1991年5月8日晚，父亲在电话里讨论《临床内科杂志》主编继任人选问题时，因情绪激动突发脑溢血，这天正好是他患重症肺炎住院四个月，刚刚康复出院一周的日子！ 他即刻要母亲和我打电话找来梁扩寰教授，交待工作和后事，他说：“我不行了，要去见马克思了，我死后，遗体要解剖，……。”是啊，这也是他生前在不同场合多次倡导过的——医学科学要进步，病理解剖必不可少。医务工作者更应以身作则，使得人们从旧观念、旧习俗的束缚中解脱出来。

他就这样，没顾得上向一直守候在他身旁的母亲和我说上一个字，交待一句话，就匆匆地走了！在家父的追悼大会上，他的列代弟子肝肠寸断，怀着对这位老师的无比景仰和依依不舍的心情，不由自主地跪地磕头为他送行，场面令人动容，使我终生难忘！这是学生们发自内心的哀悼！这是师生情深最真实的流露！这是对家父最高规格的悼念！

在整理家父的遗物时，我们无意中发现了西安第四军医大学内科一位女军医写来的感谢信。原来在出差途中，她结识了父亲，慕名向他请教了几个学术问题。在百忙之中，父亲亲自给她写了长达7页的回信，将自己多年来积累的临床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她。父母亲出差途中，也曾不止一次地在火车、轮船上救治过突发急病的乘客……类似的例子举不胜举。

父母共同生活了30年，在母亲因病手术后,父亲不仅从精神上积极鼓励她战胜疾病，而且在生活的点滴上更加无微不至地关心和体贴她。母亲则以女性特有的温柔，勤俭持家，对父亲的过去表示理解，并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予了他全力支持和悉心照顾，即便是在那是非颠倒的非常时期，他们也是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濡以沫、如胶似漆。父母亲虽然离我远去了，但他们的优良品德和高尚情操却深深地激励着我。他们将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过晋源，原同济医科大学教授，著名内科学家、医学教育家，中国现代内科学重要奠基人之一，国务院首批特殊津贴获得者。过孝汉，过晋源之子，现任职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科技集团。原文载于《武汉文史资料》，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