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26 09:41:21

我的父亲原名张兴义，笔名路丁，1915年12月31日出生在武昌紫阳路的一个普通产业工人家里。父亲1938年1月弃学参加革命，和一批热血青年投奔到抗日圣地延安，加入了抗日的行列。1940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在1938年1月～1949年10月的这段岁月里，父亲先后在山西民族革命大学、延安陕北公学、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历任二战区政治部干事、科长，陕北公学教育科科员，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科员、秘书，冀、鲁、豫建国学院干部训练班政治指导员、副主任、主任，赣东北军政学校景德镇分校教育科长等职。父亲于解放后南下贵州担任省行政干部学校教育科长，西南人民革命大学贵阳分校教育科长、政治部主任、党支部副书记。于1953年调入华中工学院参加筹建工作，文革前是学校历届党委常委。在学校先后担任过华中工学院桂林分部党支部书记、宣教科长、组织部长、统战部长、副总务长兼党支部书记、校副监委书记，1982年3月后担任纪委副书记。1981年离休，享受副校级待遇，属于党的高级行政干部（行政13级，离休后为行政12级）。

父亲参加革命前原姓张，字兴义。后来因为在延安边区的校刊和党刊上经常以“路丁”为笔名发表文章，以致后来革命战友们都称呼他为“路丁”了，连首长们也这样称呼他。所以，后来没办法，所有的历史档案记载中都记录着“路丁”这个名字。解放后父亲曾想到过更正原名，但很多部门的负责人都告诉他，没有办法更正了，你所有的历史档案记录上都是“路丁”这个名字。

父亲抗日战争时期在山西、陕西等地学习和工作的时候，长期睡在西北冰冷的窑洞里。据他后来向我们叙说，当时边区很困难，很多人睡觉都没有被褥，就胡乱找些杂草铺在冰冷的窑洞里，曲卷着身躯就睡在地上，所以他那时就患上了很严重的风湿病，致使颈椎、脊椎都变形了，平常走路就像个驼背人走路的样子，腰都撑不直。当时在学校还流传着一个说法，很多人都说我父亲是因为解放前当过骑兵团长，常年在马背上生活，所以最后导致养成习惯一直弓着背。也有很多老师和同学包括一些院里熟悉的叔叔、阿姨来问我：“是不是这样啊？”其实当时我也不清楚，只有回家问了父亲，父亲才对我解释了上面那段因缘。至于那些人的疑团我一直都没有去正面应答，只是把这件事情酸溜溜的埋藏在心里，好多年了形成了一个心结也没法释怀（很多革命先烈是用鲜血和生命去交换，才赢来今天新中国的胜利。我想父亲比起那些英烈来说应该还算是幸运的）。

全国解放后的1951年，父亲认识了当时在革命大学学习的母亲张定，经报由组织批准，于1951年和母亲在贵阳革命大学完婚。1952年在贵阳生下了我的哥哥。1953年，父亲当时还在贵阳革命大学任政治部主任时，因武汉的奶奶年事已高，特向组织申请要求调回武汉工作便于照顾母亲。当时贵阳干部奇缺，老领导想让他出任贵阳市宣传部长，组织挽留了他很久，但最终还是批准了他的要求。父亲来到武汉后，被组织临时安排到武汉大学等待分配（因武大当时住房紧缺，所以被安排在武大的一个地下室里居住）。同年12月我就出生在武大校园的这个地下室里，由于地下室常年难以见到阳光，所以我自幼都长期过着见不到阳光的日子，导致后来视力很弱。父亲被安排去华工工作时，因华工正处于筹建时期，无住房条件，所以我们家一直在这地下室里住了几年。父亲每天往返奔波，直到华工教职工宿舍建好后才迁来华工居住。

适逢中央教育部、中南行政委员会、中南教育部考虑筹建华中工学院，1953年组织上考虑到父亲长期从事教育培训干部的工作经历，安排父亲来到华工进行建校的筹备工作。当时陆续来校的建校筹建小组领导行政班子成员包括：查谦院长（国家一级教授）、刘乾才副院长（国家二级教授）。党委班子成员包括：朱九思书记、熊小村副书记等。后又调来了：宋驹、鲁奇、孙盛海、黄礼、欧阳敏萱、彭天琦、康文斌、洪德铭、陈思可等领导同志。1955年6月成立了华中工学院党委，朱九思任党委书记，熊小村为党委副书记。1957年5月召开了第一次全院党员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华中工学院第一届委员会，选举彭天琦任党委书记、朱九思、熊小村、黄礼为副书记。后彭天琦同志调离华工后又由朱九思同志任党委书记。在1957年召开的院第一次党代会上，父亲通过党员代表投票正式当选为院党委委员、并担任党委常委职务，此职务一直到1966年文革前没有改变。

父亲在筹建学校时，前期主要负责校园选址、征地、报审批等工作。记得他有一次在家里自豪地摸着我的头说：“学校这块地是我亲自参与选址的，还负责到上级部门去申报争取来的，不容易呀！那时天天往政府跑，脚底和嘴巴皮都要磨穿了。”

记得当时通往武昌省政府只有一条宽约不到4米的弯弯曲曲的小路，周边都是乡村农舍和稻田。晚上虫、蛙啼鸣，一番田园风光。当时我家前门不到8米远，就有一条水沟。我闲时就搬一条小凳拿一根树枝，枝头用线绑上一只蚂蚱，就在沟里垂钓青蛙。侧面不远就是水田，只要是下雨，就可以在田中抓鱼摸虾。哈哈！儿时的回忆真令人陶醉。父亲有时一天要沿着那条弯曲的小路穿梭往返省里几趟（我们那时管到武昌去叫进城），整天忙得蓬头垢面的，回家就倒在床上睡觉。

到后期父亲则负责校园的规划设计、基建、后勤等工作。整天一身水，一脚泥地往工地上跑。在他的督促下，学校很快就建立起了办公楼、教师干部宿舍、食堂、小学、幼儿园等基本设施，使学校开始进入正常发展的轨道。那段时间父亲忙得我们整天都看不到身影，以至于1956年幼儿园刚建好后，我就被父亲迫不及待地送入了幼儿园全托了。因为整天见不到家人，晚上偶尔就和负责照顾我们的彭阿姨聊天，那时候的委屈我至今还难以忘怀。

当时因学校还在筹建中，没有校舍，所以除武昌本部外，学校还分设了长沙、南昌、桂林三个分部开展教学。父亲在学校曾担任过多种职务，如桂林分部党支部书记、校宣传科长、校组织部长、校统战部长、总务副处长兼支部书记、校监委副书记等职。正是由于父亲在筹建中的这段经历，所以后来当张培刚总务主任、殷德饶总务副主任因为身体原因修养期间，我父亲在担任监委副书记的同时，还兼任了总务副主任和党支书记一职，一直到文革后期还在继续兼任。

基础建设完成后，学校把广西桂林、湖南长沙、江西南昌等几个分部的人员都集中迁回了学校，又陆续调入了一批国内顶尖的学术专家和人才。这样，学校当时就有了这样一批专家和骨干，如赵学田（制图）、刘颖（柴油机）、叶康民（化学）、潘景安（造船）、高宇昭（机械）、马毓义（锅炉燃烧）、林金铭（电机）、程良俊（电子）、还有庆善奎、汤之章、林少宫、张德基、路亚衡、葛果行、陈挺、俞玉森、陈天柱等文革前的国内外著名学者都参与了华工的教育建设。干部队伍调入了邱静山（副院长）、朱民亲（副院长）、刘昂（副院长）、洪德铭（副教务长）、王家金（教务长）、刘鉴、许钦兆、辛忠贵等领导同志。这些人都是在建校中作出了很大贡献的学科或部门带头人。父亲和他们一样，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革命意志坚强、不畏牺牲、英勇奋斗、立场坚定，身怀着对党无限忠诚的心、为新中国的解放事业作出了自己的贡献。解放初期父亲在贵阳分校工作时，被当地的国民党土匪列入了暗杀名单。在一次去下面县城的途中，土匪安排了一次精心策划的埋伏暗杀行动。好在当地县委提前得到情报，安排一个交通员连夜跋涉50多里山路赶来报信，使父亲最后得以幸免。父亲曾多次感叹，要是没有那个交通员的报信，自己早就不在人世了。回到武汉后，父亲曾多次委托当地政府查找此人但一直无果，这使他一生都感到遗憾。

父亲在校工作期间，不但严格要求别人，同时也严律自己。记得还是在1978年国家恢复高考后，当时全国掀起了一股返回校园、做一个有知识、有道德、对国家有用的人的高潮。很多年轻人从工作岗位通过各种途径又回到学校参加学习深造，形成了一个以“工、农、兵”为主要学员的庞大队伍。正是这支队伍，对我们国家在今后的国民建设中，最终起到了承上启下、中梁砥柱的作用。我当时的工作单位是武汉锅炉厂，学校动力系当时对口给了武汉锅炉厂两个工农兵学员指标。厂里通过层层筛选最后选出三个职工报送学校，学校则在三个人选中择优挑选两个进入学校学习，我当时幸运地就是这三个人选中的一名。得到这个消息后，我立马回家将喜讯报给父母。当时母亲也很高兴，想到家中终于有一个儿子能有机会进入大学生的行列了。她悄悄地找到父亲说：“是不是你找人事处的人探探消息，别让孩子把这次好机会错过了？”但父亲一贯坚持原则，不徇私情，他回答母亲说：“这些事情应由人事部门按学校规定来严格挑选，我们不能因为是自己的孩子就搞特殊化，去打招呼影响到其它部门的正常工作。”当时我所在单位的领导、同事都认为我是肯定要去学校读书了，因为他们都知道我父亲是学校的校领导，入学读书的事情岂会有什么其它变数？因此纷纷向我表示祝贺。只有我自己心中闷着打着小鼓，因为我的另外两位同事都在拼命地疏通关系。最后的结果是——我被筛选下来没能进入学校。母亲曾为此事抱怨过父亲很久，父亲当时也感觉到惋惜，对我略感有些歉意，以至于那段时间对我温柔了许多……

父亲一辈子忠于革命事业，认真执行党的教育方针。在学校里一贯坚持勤俭办校的原则，一直保持着共产党员干部的优良品德：自身廉洁奉公、不徇私情、待人谦逊、平易近人；深入基层群众，和教师、员工打成一片；为学校的建设作出了积极的奉献，得到了学校广大师生员工的拥护和爱戴。这里有个小插曲：那是在1967年文革动乱的一个晚上，家里很久没有听到的电话铃声响了……，全家人面面相觑，不知是祸是福？父亲稳住气，慢慢地拿起电话。原来是红色造反司令部打来的电话，说因工作需要征用我家的电话机（当时很多“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家里的电话都被拆掉了，我的很多同学家里都没有了电话）。电话中通知父亲明天早上把电话机送到司令部去！当时父亲很冷静地对他们说：“我本人同意，但你们需要到总务处电话科办个迁移手续。否则我无法向组织交代。这是公共财产，我个人无权答应。”第二天，父亲叫我守在家里，吩咐只要有人拿来电话迁移单子，就把单子留下，把电话机让他们带走。结果我等候了一天都没见有人来。我还好奇地试拨了一下电话，发现电话还是通的，我很纳闷，事后一打听才知道，造反派到总务处碰了个钉子。他们的要求被总务处和电话科当时的负责人拒绝了，总务处的干部和工人都训斥他们：“路丁书记、路丁总务长是党的好干部，你们凭什么要拆他家电话？你们想要拆我们以后也不会帮你们接通……”经过反复较量后，他们灰溜溜地走了。通过这件事，我发现父亲心情一下好了很多，在逆境中能得到同事们的理解和拥护，我想他的内心一定是感到欣慰的。

文革后期，父亲和母亲曾随学校干部一起到沙洋五七干校进行过磨练，由于生活条件不好，自身也患有多种疾病，身体逐渐地衰弱。从沙洋劳动锻炼回来，组织分配他到了武汉体院工作。后因身体原因，向组织和朱九思书记申请又调回了华工，恢复监委副书记原职，不过后来这职务名称由监委副书记改为纪委副书记了。

父亲因为一直患有多种疾病，最后感觉力不从心，于1981年底正式办理了离休手续，1997年底因病去世。我一直为我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自豪和骄傲。也幸庆有了他的教诲，我的人生旅途才一帆风顺。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共产党员坦荡的胸怀、一颗无私为人民奉献的心。也让我看到了我们的国家、民族的希望。

（张黎新，系路丁之子。本文由原建工系总支书记龚静文，原机二系党总支书记李代仁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