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2-27 08:14:43

转眼间张培刚先生离开我们两周年了。先生突然去世的时候，因忙于筹办悼念活动，没来得及写点纪念的文字。在纪念张先生百年诞辰之际，提起笔想弥补心中的这一遗憾。

一、那副“看待人生”的著名对联

我是1987年从武汉大学硕士毕业后，来到华中科技大学前身华中理工大学（习称“华工”）经济系任教的。自1988年初先生挂帅成立经济发展研究中心开始，一直在先生身边工作和学习。1989至1992年，我与同 事张卫东一起在张先生和武汉大学谭崇台教授共同指导下，在武大在职攻读博士学位，我俩是张先生指导的首届博士生。1994年华中理工大学经济学院成立后，我担任学院的行政管理工作至今，与先生又多了一些工作中的接触。

在先生身边工作和学习25年，耳濡目睹，有很多先生工作、治学和生活的亲身感受和记忆。记忆的闸门只要一打开，首先在我脑海里浮现的是他那和蔼可亲的微笑。我想所有认识先生的人也都会记得他那微笑的神态，第一次见到他就会印象深刻。微笑是一种态度，是他为人处世、面对生活的态度。先生近一个世纪的生涯，经历过时代变迁的风风雨雨，即使是非常艰难、遭受挫折的时候，也总是笑对生活、乐观向前。

先生性格开朗，喜欢说笑话，是一位风趣幽默的大师，不仅自己总带着微笑，而且也常把微笑传染给别人。他善于用诙谐幽默的语言和生活鲜活的例子，配上他那带有浓重红安口音的普通话，逗得大家开心大笑，又深受启发。

记得1987年刚到华工时，第一次随先生去广州华南师大参加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学术会议。为了满足大家对深圳特区的好奇心，会议的后半部分特地移师到深圳去召开。到达深圳的当晚，会议主办方组织大家去参观小平同志题词的“海上世界”游轮。那时教师收入低，囊中羞涩，同行的师生较多，张先生怕上去后收费很贵，就让我们几个年轻人先上去侦察一下门票几何，如果不太贵，就让我们招手，他和其他老师们再上去。我们跑上去一看，发现是免费的，就高兴地在上面使劲招手。在最后大会致闭幕词中，先生把这个真实的故事活灵活现地讲出来，整个会场都笑翻了天，使会议气氛达到了高潮。我至今都记得不苟言笑的中国人民大学高鸿业教授在主席台上那开怀大笑的样子。先生的幽默是那时穷知识分子的自嘲，让人人都“穷开心”了一番，苦中取乐。

先生晚年在总结自己的人生经验时，写下了那副著名的对联：“认真但不能太认真，应适时而止；看透岂可以全看透，要有所作为”，横批“看待人生”。上联说的是做事，下联说的是做人，反映了先生积极向上、中庸辩证的人生态度。

先生回顾自己过去的时候，曾说到他最大的遗憾是35岁至65岁人生最黄金的创造时期竟没有机会从事心爱的学术研究。但他并不抱怨命运的不公，他常说他并不后悔当年回国，即使回来吃“红苕稀饭”也是心甘情愿的。这正是他那一代的老一辈知识分子饱受民族苦难、报效国家的“痴心不改”。在他晚年，他常以“老牛奋蹄”自喻，从65岁到95岁，仍以顽强的精神投入到学术研究和教书育人的工作之中。95岁高龄还参加博士论文答辩，他看博士论文的英文摘要特别仔细认真，能挑出很多毛病。

张先生常说他非常佩服邓小平。改革开放使国家走上了富强之路，使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终于又抬起头来。他对最后这30余年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是非常欣慰的。虽然现阶段在快速发展过程中存在许许多多的经济社会问题有待解决，但先生从不抱怨，对问题看得全面客观，对前景较为乐观。我想这是由于他的阅历深广，看问题有历史比较的纵深度，青少年时期对中华民族积贫积弱、落后挨打的境况有刻骨铭心的体会。

二、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

先生常谈到他在上世纪40年代初在哈佛大学读博士时的感受，作为个人，人家一听说你是哈佛的博士，都投来尊敬羡慕的眼光；但一听说你是中国人，就不做声，其实内心是瞧不起的。他说之所以谢绝当年在联合国远东经济委员会的高官厚禄毅然回国，就是要为中国人争这口气！“要为中国的社会科学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这是先生多次说过的原话，是他毕生的学术追求。

先生是学术大师，被誉为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他在纪念他95岁诞辰的学术研讨会上，曾谦虚地说自己一生的学术贡献主要是写了两篇论文，一是1945年他在哈佛大学写成的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二是1989年写成的《发展经济学往何去处——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刍议》，后成书为先生主编的1992年出版的《新发展经济学》一书。其实，一个学者的一生如果能有一篇论文或一个思想可传世，此生足矣！

先生一生的学术贡献主要有三大方面：一是《农业与工业化》是国际上较早地从历史上和理论上系统地探讨农业国工业化问题的著作，对二战后发展经济学的形成起到了开拓奠基的作用。二是《新发展经济学》论著提出了建立新型发展学的理论、方法和思路，其主要思想与党中央后来提出的“科学发展观”是吻合的。三是对西方市场经济学在我国的引进和传播所做的引领性贡献，1980年他与厉以宁先生合著的《宏观经济学与微观经济学》是我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本介绍西方市场经济学的著作，1986年再度与厉先生合著《微宏观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又从思想的角度对西方微宏观经济学作了全面梳理和评析。正是由于张先生等老一辈学者的贡献，西方市场经济的理论才在我国被引进、吸收，成为改革开放的经济理论先导。

先生60多年前在《农业与工业化》一书中提出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到底有哪些至今仍有现实指导意义的闪光思想呢？笔者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点：

1、在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中，先生认为 ，农业与工业是相互依存的动态调整关系，农业从提供粮食、原料、劳动力、市场、资金五个方面对工业化以及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和巨大贡献，工业化与农业发展不是相互对立的，而应同时进行、相互扶持。因此他主张不能片面地不顾及甚至牺牲农业而发展工业。众所周知，发展经济学中比张先生的理论提出晚10年的著名的“刘易斯模型”（刘易斯因此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只是单方面强调农业为工业化做贡献。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计划经济时期的工业化和改革开放后的继续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牺牲了农业发展和农民利益的，至今“三农问题”仍未得到彻底解决，城乡统筹发展仍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中提出的重要课题。

2、张先生理解的工业化是广义的而不是狭义的，他认为，工业化不只是单纯地发展制造业，它不仅包括工业本身的机械化和现代化，而且也包括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只有当农业的机械化和现代化也完成了，工业化才算真正完成。我国现阶段提出的农业产业化以及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产业化“四化同步”的发展战略目标，张先生在60多年前就指明了方向。

3、发动并制约工业化进程的最重要因素，张先生认为有5种：（1）人口——数量、组成及地理分布；（2）资源（包括土地）——种类、数量及地理分布；（3）社会制度——人和物的生产要素所有权的分配；（4）生产技术的发明应用，以及科学、教育及社会组织的状况；（5）企业家的创新管理才能。他认为，前二类人口和资源因素是工业化的限制因素，后二类生产技术和企业家是工业化的发动因素，而社会制度既是发动因素也是限制因素。回顾我国过去60多年的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几年所有的发展战略和政策的成功和失败都是围绕着这五大因素，直到今天科学发展观和转变发展方式仍然是要处理好这五大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发动或限制作用。

4、先生早就在考察农业国与工业国的关系基础上提出了对外开放的思想，他认为农业国家的工业化必须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对工业化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上世纪80年代末，先生提出的建立新型发展经济学又“新”在何处呢？他认为，二战后西方发展经济学之所以在兴盛了一段时间之后转而陷入了困境，并不是发展经济学已经完成了历史使命，而是其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存在重大缺陷和严重不足造成的，必须加以彻底改造和革新。

其一是要扩大研究范围，改变二战后西方发展经济学以“亚洲四小龙”为主要研究对象，而应以中国、印度、巴西等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幅员广阔的发展中大国为重点研究对象，并把原来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的体制转型也纳入研究范围。上世纪90年代开始，以“金砖四国”（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崛起证明了张先生的远见。

其二是要改进研究方法，突破单纯的经济分析，而从社会、历史、政治、文化等非经济方面，探根溯源，破解“历史的幽灵”，寻找良策。他特别指出，就中国来说，市场经济为何迟迟未能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为何迟迟未能启动，那个起阻碍作用的“历史幽灵”就是“313”，即三千多年的封建制度、一百余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以及解放后三十年中的极左路线的综合遗传基因。他分析总结西欧、日本的历史经验后指出，其经济起飞和经济发展的最重要的内在原因有：（1）中间阶层或中产阶级的形成；（2）维新派领袖人物领导；（3）实行民主和法制；（4）科学技术与教育立国。

其三是要转变立场，不是从发达国家的立场上而是从发展中国家各自的具体国情出发，制订发展战略。他指出，就当代中国而言，最重要的国情就是应该考虑到中国“多元经济”的特点和问题，那就是从西部到东部，从原始社会的“刀耕火种”到农业社会的农耕方式再到现代化大生产，各种社会形态的生产方式同时并存。因此，制定经济发展战略和政策应因地制宜，决不能“一刀切”，也不能使先进的东部地区与落后的中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日趋拉大。如果中部不能及时崛起，大西北和大西南不能同时开发，则全国整个经济的起飞和持续协调发展不可能达到。为了进一步说明中部崛起的必要性，先生以他当年在咸宁向阳湖农场放牛的亲身经历，他把东部地区比喻为牛鼻子，西部地区比喻牛尾巴，中部地区比喻为牛肚子，大牯牛陷入泥潭，光拉牛鼻子或提牛尾巴都不行，只有同时抬起牛肚子，才能把它拖上来。这就是他提出的著名的“牛肚子理论”。

先生在论述建立新发展经济学时提出的这些“发展中大国论”、“历史幽灵论”、“多元经济论”和区域均衡发展论独树一帜，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今天，中国已经崛起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的经济学与世界先进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立足中国，面向世界，开放式地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不断提高中国经济学的研究水平和世界影响，“为中国社会科学在国际上争得一席之地”，是张先生毕生的学术追求，也是对广大后辈学人的殷切期望！

三、抱着石磙爬喻家山

先生是华中大经济学科的学术旗帜。他常常有感而发，在一个工科大学中办经济学等文科，面临着内外各方面条件的制约，非常艰难，犹如“抱着石磙爬喻家山”（喻家山是武汉市区最高山峰，华中大校园坐落在喻家山南麓）。

上世纪80年代初，老校长朱九思就富有远见地提出了要把华中工学院从一所工科大学转变为综合性大学的发展战略，并着手建立理科和文科院系。1981年，学校成立了经济研究所，张先生担任首任所长。1983年成立经济和管理工程系，1985年成立经济管理学院，张先生任名誉院长，林少宫教授和蔡希贤教授先后任院长。经管学院下辖管理工程系、经济学系、数量经济系和社会学系。1988年成立了经济发展研究中心，由学校直属，张先生任主任。

经济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之初，师资队伍青黄不接，张先生已是75岁高龄，下面只有几位青年教师，用先生的话说是“一只老母鸡孵几只小鸡”。为了弥补队伍的断层，特地返聘了已到退休年龄的胡俊杰教授和孙鸿敞教授协助先生从事科研和指导研究生。当时，教师待遇很低，研究生毕业一般都不愿留校。因华工当时还没有经济学博士点，为了建立梯队，稳住和培养为数不多的几位青年教师，张先生就凭他和母校武大的渊源关系，依托武大的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点，由他与武大谭崇台教授共同培养华工的青年教师在职不脱产攻读博士学位。为此，华工校领导和张先生出面，特地把武大的校领导、研究生院和经济学院领导以及部分教授请到华工来，达成了口头协议，当时晚宴场面非常热闹。在我的记忆中，这或许是先生晚年唯一的一次“拉关系”，是“以私谋公”。看在先生面上和两校的友谊，武大免收了博士生委培费。就这样，我校先后选送了张卫东、我、刘建洲、林珏、张建华、汪小勤、方齐云、宋德勇、王健9位青年教师到武大攻读博士学位，这批教师为后来申报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点奠定了重要的梯队基础。大约是90年代初，先生的老朋友陈文蔚教授从美国来访，跟先生说这不是近亲繁殖吗。先生无奈地笑着回答说：“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外校毕业的博士不愿来，不是近亲先繁殖不起来呀！”正如先生所言，直到本世纪以后，在具备了较好的条件之后，才陆续从国内外名校引进人才。

由于华工最初是工科大学，经济学科还没有独立的硕士点，所以经济学科研究生培养最早是挂靠在本校管理工程硕士点以及在武汉大学和中南财大申请经济学硕士学位，从1981年开始招收第一届硕士研究生，凤良志、张燕生、胡和立、张军扩、丁宏祥、操敏等校友都是80年代初中期张先生和李诚能、胡俊杰等教授一起培养的硕士生。徐滇庆、田国强等校友虽然不是张先生门下的研究生，但当年与张先生也有较多的学术接触。1986年，我校获得经济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即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第一个硕士点（后于1992年更名为西方经济学专业），李佐军、巴曙松、邢毓静等是经济发展中心成立后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张先生和胡俊杰、孙鸿敞教授等一起培养的硕士生。那时，条件非常艰苦，研究生上课都是在办公室、资料室甚至老师家中，能培养出一批今天已出类拔萃的人才，我想其原因除了他们自身的良好素质和勤奋努力之外，与张先生等前辈教授的言传身教和精神感染是分不开的，导师们为他们树立了榜样，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提供了扎实的现代经济学基础理论和方法的训练，并创造了一定的成才条件。

1992年小平“南巡”讲话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立为我国改革的目标模式，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掀起了新高潮。张先生和林少宫、李诚能教授（时任经济系主任）等抓住机遇。在杨叔子校长等校领导的支持下，为了推动我校经济、管理等学科的更快发展，1994年4月，学校撤销经济管理学院，分别成立管理学院、经济学院和社会学系。经济学院由原经管学院的经济学系、数量经济学系和学校直属的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三个部分共同组成。当时，在理工科大学中单独成立经济学院，是全国第一家。张先生任名誉院长，林先生任顾问，学校特地聘请了时任湖北省社科院院长的夏振坤教授兼任院长。在三位著名经济学家的学术掌舵下，在吴燮和常务副院长和邓世兰书记的具体领导下，我校经济学院从此走上了稳步快速发展的轨道。

经济学院成立后，经过几年的学科和队伍建设，在先生的挂帅下，1998年我校终于获得了西方经济学专业博士学位授予权，人才培养迈上了新台阶。当年，张先生已经85岁高龄了。虽然先生是蜚声海内外的经济学家，按他个人的学术水平早都应该是博导，但由于学校的工科性质和缺乏梯队，直到85岁才真正当上了“博导”，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先生自嘲地笑着说，“姜太公80岁遇文王,，我比姜太公还晚5年呢”。

2007年，经济学院有两大喜事。一是西方经济学博士点经过10年发展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全国仅有北大、人大、复旦、武大和我校5所高校），成为华中大文科首批两个国家重点学科之一。二是主要由学院自筹资金建设的1.5万平方米的经济学院新大楼在校园中心地带落成。我去跟先生汇报时说，“终于争了口气”。令我颇感意外的是，先生一听我说“争了口气”，眼眶竟湿润了。我想一定是“争气”二字触动了先生心底的那根弦，他的一生就是要在学术上为中华民族争气。国家如此，一个单位、一个家庭、一个人，也是一样，都要努力“争气”啊，不能被人瞧不起！

如今，经过30多年的努力奋斗，经济学院已经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1994年学院成立时只有西方经济学专业和国际贸易专业2个硕士点和技术经济、国际贸易、数量经济学3个本科专业，硕士生20多人、本科生300余人，发展成为拥有理论经济学、应用经济学和统计学3个一级学科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权，在西方经济学、数量经济学、金融学、国际贸易学等10多个二级学科点招收培养研究生，设有经济学、国际经济与贸易、金融学、金融工程、统计学、国际商务6个本科专业。现有在校全日制本科生1200多人，硕士生450多人，博士生150多人，外国留学生50多人，博士后10多人，已培养了上万名在政界、商界和学界发挥领导和骨干作用的优秀人才，桃李满天下。小树已经成林，虽然我们还没到达喻家山的最高峰，但已越过了半山腰，动力大于阻力，正在不断地向上攀登！张先生在天之灵一定会高兴而笑的！

四、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张先生是华工的开拓创建者之一，1952年底就跟查谦老院长等一起从武大调来，任华中工学院等三校联合建校规划委员会委员兼办公室主任，直到1957年。让一位国际一流的经济学家去负责砖瓦石等基建工作，是那个特定历史年代的“乔太守乱点鸳鸯谱”。但张先生仍以学者的严谨认真精神，全身心投入到这份自己原本外行的工作中，从选定校址、规划设计到基建施工，为华工的建校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和汗水。

听先生讲过当年建校的三件事：

一是华工今天的校园之所以能保持这样大，是因为当年建校开始就用“下围棋”的方法，先把四个角做好房子站住地盘，再一个一个地把里面的村庄和农舍往外迁，这就避免了校园被外单位或个人蚕食。

二是华工当年建校资金巨大，达数千万元，是武汉市仅次于武汉长江大桥的第二大工程，但在他手上每分钱都用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没有一点腐败现象。

三是喻家山下最初是光秃秃的，为了移种一颗大树至校园，有时要到几十里外的地方去挖。在挖树歇息喝口水的时候，大家谈天：“我们这是前人栽树，为了后人乘凉啊！”

是啊！今天华中科技大学校园被誉为“森林式大学”。我们这些被大树充分庇荫的乘凉后人，永远也不能忘记张先生等先辈栽树人的辛劳！

（张培刚（1913.7—2011.11），湖北黄安（今红安）人，著名经济学家，发展经济学的奠基人。1945年获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农业与工业化》获哈佛大学1946-1947年度经济学专业最佳论文奖和“大卫?威尔士奖”，曾获“华中科技大学终身成就奖”、湖北省首批荆楚社科名家等荣誉。徐长生，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本文写于张培刚百年诞辰之际。）